由於目前對於桃園市大溪區地名沿革的說法，皆採日本學者伊能嘉矩的說法，認為係由霄裡社熟番對於河水的描述，轉為漢字標示的「大姑陷」，再由舉人李騰芳改為「大嵙崁」。 但這個說法不僅異於清代文獻的記錄，同時也與地方耆老的認知不同，故本文將透過文獻的整理，釐清「大嵙崁」地名書寫的演變過程。同時，本文透過「大嵙崁」的地名變化，將說明此一地名係由漢人開發過程形成表音文字，再隨街市發展過程，始定著成為「大嵙崁」一詞，沿用至日治時期。

2018年，筆者（陳志豪）因承攬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委託工作，舉辦「大溪田野學校」，作為研究工作者與地方居民的歷史記憶，交流、對話的場域（註1）。 在首次活動中，筆者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李文良教授來大溪演講，李教授在分享中提及對大溪舊地名的文獻觀察，認為「大嵙崁」一詞，有可能並非原住民語音轉譯，而是與漢人移民的農業開發有關。 那麼，筆者在「大溪田野學校」的調查訪談中，當地的林志成老師恰巧也向筆者提出對「大嵙崁」地名想法，他認為這地名應與當地自然環境有關。筆者認為，學者與當地居民對於當地地名沿革的共同疑問，實作為「大溪田野學校」的後續成果，故筆者在李文良教授與林志成老師的同意下，整合他們的觀察與寫作成果，重新探討清代「大嵙崁」地名的書寫演變。

有關今桃園市大溪區的地名起源，目前皆依據伊能嘉矩（1909）的調查資料，認定「大溪」最早的地名為「Takoham」，意為霄裡社熟番（平埔族）對於今大漢溪的稱呼，清代以漢字標示為「大姑陷」，同治初年大溪當地的舉人李騰芳，又將地名改為「大嵙崁」（註2）。 不過，實際上伊能嘉矩標示的假名為「トアコオハム（toa-koo-hamu）」，與目前通說的「Takoham」稍有不同，伊能嘉矩從原住民語言的角度，解釋地名的辦法，不免也有簡化地名演變的疑慮（註3）。 一方面，李文良的研究已經指出，文獻上漢人文獻早有「大龜坎」的記載，「大姑陷」其實並非最初的地名用語（註4）。

另一方面，林志成老師也告知筆者，就他過去的調查，泰雅族語中並非用「Takoham」來稱呼大水，而是使用「Opashe」，故「大姑陷」的用語其實比較接近漳州音的大沽潭（大水潭）(註5)。 無論如何，從伊能嘉矩的拼音表記到文獻記載，都顯示現在通行的「Takoham」說法，實有值得討論的空間，故本文以清代「大嵙崁街」的地名為題，重新探討此一地名在文獻的書寫變化。

清代文獻中有關今日桃園大溪地名的記載，以民間的契約文書最為常見，官方的檔案記錄，則多與十九世紀晚期「開山撫番」時期有關。其中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大約在十九世紀晚期，民間與官方的文獻，幾乎皆使用「大嵙崁」一詞作為今日桃園大溪地區的地名，且沿用至日治時期。對此，本文先將十九世紀晚期以前清代文獻中，有關今日大溪地區的地名記載，整理如表一說明：

此外，「大嵙崁」這個地名出現後，對市街居民的影響頗深。李文良的研究也指出，直到十九世紀末日本前來接收統治時，林本源家族的管事仍將他們在今日大溪街上的廣大宅邸，稱之為「大嵙崁八張犁街通議第」（註6）。 由此來看，「大嵙崁」這個地名隨著市街發展的熱絡，漸漸也廣泛的成為居民慣用的地名。

目前最早有關「大嵙崁」的文獻，係乾隆36年（1771）由霄裡社通事給漢人的付照，這是一份木刻印刷的契約，內容如下（註7）：

由於這份契約係以霄裡社通事名義給發，若假定這份契約可反映霄裡社的地名認知，則霄裡社顯然僅將大漢溪以東的地區，廣泛的稱為「河東社地」，後因將社地一帶餘埔租給劉淑珽等漢佃耕種納租，故又有了八張犁這個地名。 事實上，河東這個地名並不僅用於「大嵙崁」，乾隆49年（1784）同時期霄裡、龜崙等社招墾三角湧（三峽）等地時，亦曾使用「河東」來稱呼今日大漢溪以東區域，如「河東楓樹林」（註8）。 由此可見，霄裡社對於大漢溪以東的區域，在漢人入墾前或有相關族語地名，但漢人移民入墾後，霄裡社在與漢人議定土地開發時，並未使用相對應的文字作為地名，而是採用漢人土地開發常用的單位—「犁」，作為地名。

想來，今日大漢溪以東地區的地名，因受漢人移民入墾的影響，故從十八世紀晚期以來，便未能於文獻中保留原住民族語的地名用法，而是很快的借用漢人土地開發時的用語，來作為地名的稱呼（註9）。 在八張犁這個地名之外，乾隆40年（1775）漢人的契約中又出現了「大龜坎」作為地名，這份契約提到（註10）：

從這段記載來看，「大龜坎」顯係作為廣域埔地(荒埔)的地名，而「八張犁」則為特定的農墾或聚落範圍。乾隆時期的土地契約，反映出「八張犁」明確為農墾地，且「大龜坎」或「大姑陷」指涉的範圍包含了「八張犁」這個區域。

此外，「大龜坎」最初可能只是表音文字的地名書寫，並非固定的文字地名，所以乾隆49年（1784）時官方的檔案載為「大姑陷」，而非「大龜坎」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以目前的閩南語常用辭典來看其拼音，「龜坎」的拼音應為「ku- khàm」，但「姑陷」則為「koo- hām」，似乎在表音上有些無法對應（註11）。 再以客語常用辭典的四縣音（今大溪客家人多為四縣音），則「龜坎」的拼音為「gui(24)-kam(55)」，「姑陷」則為「gu(24)-ham(55)」，拼音上似乎亦有差異（註12）。 從閩客兩個拼音系統來看，從「龜坎」轉譯為「姑陷」，恐怕其中還有官方對於原地名表音與文字書寫的理解，顯與地方漢佃的理解有所不同。換言之，從「大龜坎」到「大姑陷」，其實有一段官方整編大漢溪流域東側墾地的歷史過程。這也不難理解，乾隆49年（1784）官府書寫「大姑陷」地名時，正是展開紫線番界清查之際，「大龜坎」即於此時正式劃入可以合法開墾的番界之內。

由於乾隆36年（1771）漢佃開墾時曾以「八張犁」為地名，應係表示漢佃最初向霄裡社預定承墾的土地，係以40甲（每張犁等於5甲）來計算租額。但實際上，漢人開墾的土地大概遠超過「八張犁」的預定範圍，時隔僅十三年，官府便發現漢人在「大姑陷庄」共墾322.5928甲（註13）。 這也顯示從「大龜坎」到「大姑陷」，不僅是地名書寫的變化，亦是當地土地合法開墾範圍擴張的過程。或許是這個緣故，官方認定的「大姑陷」地名，遂與當地居民原用的「大龜坎」混用，成為「大姑崁」且漸廣為人所用。

今日桃園大溪地區中，大漢溪流域東側一帶，在清代雖為番界之外，係為禁墾，但漢人移民仍與霄裡社合作，前往界外之地開發，並建立了市街（註14）。 乾隆54年（1789）的文獻中，當地居民便有大姑崁八張犁店仔街的記錄，內容提及（註15）：

從這段記錄可知，十八世紀晚期漢人移民已在今日大溪老街一帶，建立店仔街聚落，聚落中有公館，也有店屋作為交易場所，顯見當地土地開發與商貿發展甚為熱絡。這個名為店仔街的聚落，在十九世紀初期，又有一波新的發展。 李火德等人，在嘉慶18年（1813）向廖穩等購買埔地，開始興建街屋作為行店，並留有合約說明集資起造行店的權利分配。這份合約不僅是大溪地區市街發展的重要文獻，同時也是最早使用「大嵙崁」一詞的文獻，其合約內容如下（註16）：

從合約內容來看，十九世紀初購地起造店屋係由李金興家族集合眾人之力，進行大規模的造街計畫。其造街範圍西至大河底，應係今大漢溪，東至坑仔溝，此一溝圳若依照《臺灣堡圖》（1905）所載，今信義路一帶原有溝圳標示，可推知街市範圍東至約今信義路與康莊路交界，故推想應指今和平路老街。又，其中的合夥人陳漳合，據傳為最早在中央路修築店屋者，故整體的造街計畫，很可能也包含了中央路老街。

由於此次造街計畫很可能涉及今日和平路、中央路老街範圍，故其範圍之廣可想而知。在此一大型建設案推動之際，主事者很可能為了推廣建案，故將原有的「大姑崁」改寫為「大嵙崁」，雅化地標的稱謂。換言之，伊能嘉矩雖指出最早將「大姑崁」改為「大嵙崁」者，係同治初年的李騰芳；但實際上可能是嘉慶18年（1813）李騰芳父親主導起造店屋的建案時，修建團隊提出新的地名書寫，作為日後街市的通稱。 因此，即使「大嵙崁」一詞出現於嘉慶18年，後續居民仍混用「大姑崁」與「大科崁」二詞。筆者推想，大約直到光緒12年（1886）開山撫番後，因大嵙崁撫墾總局於今中央路成立後，「大嵙崁」始較廣泛作為當地居民習用的地名。

地名作為歷史的表徵，常常是相當活潑的。特別是在清代文字並不普及的時代裡，地名書寫的起點往往只是表音文字，故這種表音文字有時也容易常認為是原住民的語言。但是，實際上地名的書寫往往起於漢人墾耕的過程，所以無法避免的現象，便是地名多與漢人的書寫有關。

清代「大嵙崁街」的地名，意指今大溪老街作為商業市街的特性。這個商業市街的地名發展，也正是十八到十九世紀間大溪地區迅速發展、繁榮的過程。從最初漢人進行農業開墾的「八張犁」，進一步發展成為「大龜坎」，再隨官府的介入寫為「大姑陷」，當地人開始使用「大姑崁」這樣的地名。從「龜坎」到「姑崁」，即是大漢溪河東地區大幅開發的過程。十九世紀初期的大型造街計畫，不僅擴大了市街的建設，同時也形成了新的地名「大嵙崁」。隨著市街建設的成功與晚清開山撫番政策的推動，「大嵙崁」遂正式成為當地慣用的地名書寫。

這樣的歷史觀察，或許也與地方居民的調查可以相呼應。根據大溪當地林志成老師的調查，他認為大姑陷或後來的大嵙崁地名，多半是漢人移民從自然景觀命名的地名，應非原住民語的轉譯。所以，透過地名歷史沿革的重新檢視，我們或許可以重新思索現有地名的解釋，與居民認知或記憶的關係是否有所落差，並讓這兩者的落差可以有進一步的對話空間。這樣的討論，並非為了確立某一正確說法，而是讓更多在地居民可以參與地名或地方知識的論述，進而增進對自身家鄉的認識與關懷。2018年「大溪田野學校」的舉行，雖是個實驗性的活動，成效或許有限，但筆者仍盼透過這樣的平台嘗試，讓學術研究與地方知識能有交流的空間，這些交流的過程，或也將有機會產生社區創生的種子。

1.關於「大溪田野學校」的執行內容，參見陳志豪主持，〈107年大大溪田野資源學習平台執行案成果報告書〉（桃園：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，2019），頁72-168。

2.伊能嘉矩，《大日本地名辭書（臺灣ノ部）》（東京：富山房，1909），頁47。

3.目前學界已有不少對伊能嘉矩所作地名沿革，有不少反思與討論，例如翁佳音，《大臺北古地圖考釋》（臺北：臺北縣立文化中心，1998）。

4.李文良，〈番屯與隘墾：十九世紀北臺灣邊區三層埔的案例〉，《漢學研究》39:2（2021.06），頁213。

5.林志成，〈大姑陷地名〉，未刊稿，林志成先生提供。

6.李文良，〈番屯與隘墾：十九世紀北臺灣邊區三層埔的案例〉，《漢學研究》39:2（2021.06），頁215。

7.王世慶輯，《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》（臺北：美國亞洲學會臺灣研究小組，1977），第一輯第一冊，第173號。

8.黃美英，《凱達格蘭族古文書彙編》（臺北：臺北縣立文化中心，1996），頁212。

9.直到日治時期，板橋林家在記載通議第時，仍載為大嵙崁八張犁街通議第，可見八張犁目前雖已消失於大溪的地名，但在20世紀前確實為當地某種行政單位的地名。

10.王世慶輯，《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》（臺北：美國亞洲學會臺灣研究小組，1977），第一輯第一冊，第34號。

11. 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：https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_new/

12. 臺灣客家話常用辭典：https://hakka.dict.edu.tw/hakkadict/index.htm

13. 林玉茹等編，《紫線番界：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，2015），頁202。

14. 李文良，〈番屯與隘墾：十九世紀北臺灣邊區三層埔的案例〉，《漢學研究》39:2（2021.06），頁217-219。

15.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委員，《臺灣私法附屬參考書》（台北：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，1910）。

16.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委員，《臺灣私法附屬參考書》（台北：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，1910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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